作者朱翠萍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印大同网
2021年7月7日，莫迪进行了其第二期执政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并于7月14日主持了一年多以来的首次线下会议，高级部长阿米特·沙阿、拉杰纳特·辛格和尼廷·加德卡里参加了在总理官邸举行的会议。之后，莫迪总理还通过视频方式主持了内阁会议，这是7月7日内阁改组之后的第二次会议。
新内阁的主要特点
包括总理在内，改组后的内阁共有78名成员，仅比印度内阁81人的上线指标少3人，也是1990年以来的第三大内阁委员会（规模更大的内阁委员会分别发生在前瓦杰帕伊政府和曼莫汉·辛格政府时期）。此次改组，内阁部长人数由21人增至30人，国务部长由23人增至47人。其中，共有36名新部长加入，有4名原部长辞职。
新上任的三名联邦部长已经被列入内阁政治委员会，另有三位新部长已被纳入投资和增长委员会，负责监督关键项目、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内阁安全委员会是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继续保持不变，成员包括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和外交部长苏杰生。
此次内阁改组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内阁成员结构年轻化，以期为“新印度”带来更多活力。新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为58岁，比上届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小3岁。尤其是，36位新部长的平均年龄为55.8岁。内阁中有2名40岁以下，最年轻的成员是35岁的新任内政国务部长尼思斯·普拉玛尼克（Nisith Pramanik）。他是来自库奇比哈尔印人党议员，曾因一桩谋杀案被起诉。此外，在整个内阁之中，41-50岁之间有10名，51-60岁之间有26名，61-70岁有36名，仅有3名部长的年龄超过了70岁。莫迪本人70岁。
第二，新内阁成员数量力求在各邦之间实现“平衡”。在除总理之外的 77 名内阁成员中，北方邦的代表人数最多，共有14位成员。紧随其后的是马哈拉施特拉邦(9)、古吉拉特邦 (7)、比哈尔邦 (6)、卡纳塔克邦 (6)、中央邦 (6)、拉贾斯坦邦 (4)、西孟加拉邦 (4) 和贾坎德邦 (3)，还有两名成员各来自哈里亚纳邦和奥里萨邦。各邦代表人数与议员人数相关。阿萨姆邦也有两位部长，其中一位是议员，另一位是非议员。
第三，新内阁致力于消除对低种姓的偏见。新内阁力求能够代表不同阶层的13亿印度人。为了改变对于高种姓“垄断高层”的偏见，内阁成员包含其它落后阶层（OBC）、达利特人和部落种姓。据悉，此次新内阁可能有8位部长属于“列表部落”（ST）、12位部长属于列表种姓（SC），分别来自比哈尔邦、中央邦、北方邦、西孟加拉邦、卡纳塔克邦、拉贾斯坦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同时，还有27个部长来自其它落后阶层（OBC）。包含如此多的低种姓，这在历史上是首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内阁改组虽然有不少新面孔，但没有看到新的穆斯林面孔，少数族裔事务部部长穆赫塔尔·阿巴斯·纳克维（Mukhtar Abbas Naqvi）依然是唯一的代表。这说明，印度有近2亿的穆斯林群体处于边缘化和被忽视的状态。
内阁改组的主要考量
内阁重新“洗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莫迪需要一个新的团队，通过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工作和决策效率，以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此次莫迪的内阁改组，发生在“季风会议”之前。在内阁改组后的第二次会议上，莫迪强调“每位部长都将作为一个团队开展工作，能够为即将到来的“季风会议”做好充分准备，因为反对党会提更多问题”。
总体上，内阁改组着眼于以下目标和考量：
第一，促进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提升印人党在邦选举中的胜算。这也是此次内阁改组的一个主要目标。实际上，在2015年执政之后，莫迪宣称了自己对国家能力建设的权威，重新恢复了总理直接领导各部部长的传统，强化了总理办公室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媒体普遍认为，新团队的建立着眼于即将到来的邦选举以及2024年的印度大选。2021年4月，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失利以及第二波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莫迪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北方邦，这是印度最大的邦。该邦将于2022年2-3月举行选举，果阿邦、曼尼普尔邦、旁遮普邦和北阿坎德邦也大致在同一时间举行选举,古吉拉特邦和喜马偕尔邦也将紧随其后。此外，内阁改组将致力于通过“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行动力和新举措，改变政府形象，并修复与联盟政党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印人党在各邦选举中取得成功。
第二，应对新冠疫情并重振受疫情影响的印度经济。新冠疫情重创印度经济，无论是居民消费的普遍下降，还是对投资造成的直接冲击，以及对外贸易的大幅萎缩，都使得印度经济复苏的前景黯淡，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在印度遭遇第二波新冠疫情并造成死亡人数突破40万之后，莫迪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对于其疫情处理不当的批评。
在莫迪新内阁成员就职后的第二天，政府即宣布了一项价值2312.3亿卢比的应急计划，以应对新冠疫情。同时，为了振兴经济并确保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社会各个阶层，进一步提升印人党的基层影响力。从新内阁成立后各部长的分工来看，也致力于提高工作效率，并在具有相似或重叠的领域建立协同机制。
第三，内阁改组意在解决受改革影响的农民和农业问题。莫迪政府2020年9月份通过了三项新农业法，分别是2020年《农民产品贸易和贸易（促进和便利化）法》、2020年《价格保证和农场服务农民（赋权和保护）法》和2020年《基本商品（修订）法》，曾引发农民大规模的维权抗议活动。在12月8日的全国罢工（All-India Bandh）之后，这场抗议的影响从地区性上升到全国性。一定程度上，对莫迪的执政根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为此，莫迪在内阁改组之前成立了一个独立运作的“合作部”，由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负责管理。据印度媒体报道，该部将为加强该国的合作社运动提供单独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框架，通过简化合作社的“经商便利性”流程，促进各邦合作社 (MSCS) 的发展，并有利于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将印人党的影响力延伸至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偏远的贫困地区。而且，此次内阁重组后的成员多样化，也符合印人党将影响力扩展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及贫困社区的想法，这也被认为是印人党“社会工程战略”（Social Engineering Strategy）的一部分。
当然，莫迪内阁改组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从目前来看，还取决于政府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与成效。正如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将内阁改组与印度的疫苗政策联系起来质疑莫迪政府，“内阁成员增加了，疫苗并没有增加。疫苗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