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史论性的感言（修改稿）
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感言
周 锦 荪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有整整30年了。通过改革开放，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进步日新月异，一百多年来无数志世仁人为之奋斗牺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一步步地实现。作为一名80多岁的高龄老人并有6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对此不能不无比感奋，思绪万千。真是几千年往事注来心头，尤其是近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更是惊心动魄，波澜起伏。抚今追昔，发人深思。
（一）
一般说来，改革和开放是人类各民族前进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发展，才能形成人类今日之高度文明。也只有各个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乃至冲突和融合，才能推动民族的形成和文明的进步。一个民族在改革和开放中前进，代表着她的蓬勃朝气和虎虎生气，必然是经济文化繁荣，英雄贤哲辈出。古代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早期）和汉唐盛世时期（封建社会全盛期）是如此，欧美发达国家在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和全盛期是如此，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然和应该是如此。
中华民族复兴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确是有过无比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延续了两千多年，经济总量长期居于世界首位，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到公元1911年清帝退位，先后竟长达2132年，历尽兴亡盛衰、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却一直维持着这样一个封建专制的庞大帝国。有过无数英雄故事和灿烂文化，也有其腐朽、落后和丑恶的一面。我们捧起这样一部二十五史真是又恨又爱，既想为之歌唱又想为之痛哭。人老了就该死去，一个社会制度腐朽了就该退出历史舞台。可是中国从十到十一世纪的宋朝就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了发达的工商业和市场经济，却不断受到封建主义的桎梏和摧残，没有出头之日。到了此时，中国的封建统治阶层已经积累了太丰富的统治经验，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集团和军队，把皇权一步步推上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还加强了思想上的统治和禁锢：宋明理学把孔孟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变成道德的说教，变成三纲五常作为思想上的枷锁即吃人的礼教；同时在民间助长神佛迷信来麻痹人们的思想。汉唐以来的文官考试制度，到了明、清时代也完全程式化、八股化，成为束缚思想的工具。妇女更被压制到社会的最低层，思想上受三从四德的束缚，肉体上受缠足恶习的严重摧残。这种思想文化和道德上的堕落，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腐朽到何等程度。而满清朝廷却依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以“天朝”自居，闭目不看外面世界已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烈变化。这是中华民族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代。
但是，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不仅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历史，也是中华各族人民劳动创造、奋进不屈的历史。他们相信“多难兴邦”，相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魂。
（二）
1839年即清道光19年，诗人龚自珍写下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他是英国雪莱那样的“诗人预言家”，像雪莱一样，他感到了窒息，在呼唤思想解放，呼唤一场大变革——他称之为“风雷”，而雪莱则称之为“西风”。（在《西风颂》里，雪莱称他的“西风”是“破坏者又是创造者”。）可惜，“风雷”的确来了，却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由西方侵略者带来的。第二年，即1840年，英国人用他们的“舰坚炮利”撞开了腐朽“天朝”的大门，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称之为“次殖民地”，意思是所有列强都来觊觎和宰割，其命运还不如一强独占的殖民地。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侵略者不同于以往的那些侵略者，他们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要把中国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列强强迫下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门户洞开，让外国炮舰和商人、传教士自由出入……帝国主义的入侵是全方位的，中国不能不变，被迫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开始同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接轨了。社会在被人猛击一掌后不得不前进，开始出现新的阶级和阶层：民族的和买办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新的知识阶层。他们就是龚自珍热烈期盼的从天而降的人才，大变革开始实现了。我们不去缕述中国人学西方的艰难历程和太平天国、康梁变法、辛亥革命这一系列不成功的革命和改革，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是，1917年人类终于迎来了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东方被压迫民族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一个由人类最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从此，中华民族复兴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复兴有望了。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也走过弯路，但总体上是较快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拿起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武器，认清各个阶段的革命力量、革命对象和必须争取的同盟军，经过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28年的时间，以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代价，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成果即毛泽东思想。100多年的历史屈辱宣告结束，中华民族终于重获新生。
（三）
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多年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真正意气风发的时代。人民迅速抚平了战争的创伤，实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以“抗美援朝”打退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恢复了国民经济，选择了提前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是有世界眼光的，他很早就提出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口号。但是，在当时的国际上两大阵营对立的形势下使我们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仍是相对封闭的。当时的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被认为是完全成功的，因为它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就使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考验，成为消灭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主力。它的缺陷和问题当时还没有完全暴露。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目标是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并在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唱遍全国，还有两个口号同时响彻中国上空，即“毛主席万岁” 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个人崇拜这个千年封建帝国留下的孽种，现在以全新的面貌又回来了。中华民族经历过千百种劫难，现在还必须经历由此造成的新一场灾难，即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大确立的，并把它写入了党章。把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用一个活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在世界共运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提法，都是在他们身后才形成的；“邓小平理论”的提法也是如此。党的七大那样做，是因为毛泽东确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独到的贡献，成为当时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思路的代表；同时也因为这种提法有利于统一全党的认识，树立中国党走自己的路的信心。但是这样做却给党背上了一个包袱，也给毛泽东本人背上了一个包袱。陕北人民唱出了“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成为把毛泽东神化的苗头。本来，关于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列宁曾有过很好的论述，在一个有民主传统的社会里，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也是比较容易摆平的。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封建的皇权制和家长制传统的国家里，讲究“尊卑有序”，个人凌驾集体之上的现象就不鲜见了。这个问题，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艰苦岁月里，还不突出，到了连续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巨大胜利之后，它就在党的历史上凸现出来了。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产物，而在当时的中国，接触过现代化大生产的人却并不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仅仅是作为一种美好理想来对待。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并豪情满怀地提出，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实际上在他脑中也只存在乌托邦式的构思。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事业，需要的是谦虚谨慎和实事求是，在谨慎的探索中前进，而他却开始远离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他的晚年悲剧就从他生平事业的顶峰上开始了。还在农业合作化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不应有的急躁情绪，动辄指责别人“右倾”，“像小脚女人走路”，把合作化的速度问题提高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助长了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现象。1956年他批判“反冒进”，也同出一辙。接着是如何对待党的八大的问题。八大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具体组织下本来是开得好的，八大正确地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条路线是符合实际，深得人心的。不能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反对八大路线，但是他头脑中的阶级斗争惯性却使他容易离开八大路线。更可惜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也已经形成一种惯性，即把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当成“大局”来“维护”，这就使毛泽东的晚期悲剧变成为整个党和国家的悲剧，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者，他心中关心的始终是如何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但是，由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也脱离党中央这个久经考验的领导集体，他此后的的一系列决策都是严重的错误。从1956年的反“反冒进”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习惯于从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上找问题，习惯于以“大搞群众运动”来解决问题，结果是事与愿违，加上有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捣乱破坏，20年间，中华民族的元气大伤，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混乱和道德水平下降，思想文化方面又出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
可是，1971年我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恢复高层交往和其后的中日建交，以及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仍然向人们显示了今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远景和希望。
（四）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又面临一个盛衰兴亡的关键时期。幸运的是，一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逐步掌握了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中国党有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厚基础，十几年的磨难又使他们更深刻地掌握了中国的国情，更深刻地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由他们形成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一个更为成熟的领导集体，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很快得到恢复。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把大家从个人崇拜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后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决议进一步对毛泽东思想作出明确的界定，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从此毛泽东思想就消除了个人的痕迹，而成为全党共有的财富。 1980年提出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进一步把“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
三十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也标志着全力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开始。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仅仅一个常识性的“包产到户”，便产生了那么惊人的力量，使农业生产面貌大为改观，农民的温饱问题开始得到解决。这是为什么？毛泽东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就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可是他的“一大二公”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责任制，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迷信一打破，农业恢复性的增长几乎是立竿见影般地实现（接着来的容许副业生产和经营自留地，容许农村初级市场，让农民有钱增加农业投入）。还有平反冤假错案和“右派”改正也是如此，多少人由此扬眉吐气，恢复了为社会主义出力的条件和权利。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的召开，更是放开千百万知识分子的手脚，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建功立业。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一个真正百草竞发、百花争妍的春天，重新回到中华大地上来了。
城市改革的问题比较复杂，现在看来，中心是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而这是过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马列经典著作中也只有列宁那几篇未来得及充分展开的遗著。从斯大林以来，社会主义就是搞计划经济，西方发达国家有比较丰富的市场经济经验和理论，长期被贴上“资”字的封条。邓小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同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目前的中国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初级阶段，不仅是看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也因为在生产关系方面也不应是过多的国有化、公有化，仍必须容许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到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800美元。我们的发展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前进。我们已经错过又一次科技革命的机会，我们是明显落后了，必须急起直追。发展经济需要一点市场经济，可是要多少？我们开始探索这个“雷区”般的“禁区”。先是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出了物质利益的激励机制，让无数个人的富垒成国家的富。邓小平经过长期思考，深刻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三年后的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十三大报告保持这个提法，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直到1992年的十四大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计划退居远景指导和宏观调控的地位。在实践上，一方面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商（包括港澳台）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另方面开始容许和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恢复私有制的合法存在。从此，中国人民享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民主，发挥几千年来积累的商业才能，大打一场经济战线上的人民战争，中国人民的手脚完全放开了。新的商品，新的建筑，新的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国有企业也改换了面貌，增强了活力。中国经济从此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任其所之。1980年，邓小平就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条，不仅是指导我们今后行动的最高准则，而且应该看到，它们还是我们中国人民在几十年革命斗争和建国实践中获得的宝贵财富，是建国之宝和镇国之宝，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的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规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到世纪末，我们就胜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上世纪八、九十年之交，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强烈“地震”，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中国岿然未动。接着，美帝国主义在海南岛和南斯拉夫两次武力挑衅。我们沉着应对，据理以争，有理有节，至今保持与美国的正常交往，成为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大国。
（五）
我们进入了新世纪，又有了新的领导集体来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势头一直保持不衰。到2007年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66万亿元，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人均超过2千美元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有了提高。今年我国将举办奥运会，年初抗南方雪灾和最近力抗汶川大地震，中央领导表现的果断坚强，爱民亲民以及办事的有力有序有效，全国军民的团结互助、顽强抗争，都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
有人这样说，中国的事，只能用望远镜看，不能用显微镜看，言下之意，是中国的现状虽然大致不错，实际上问题很多；甚至是“远看一盆花，近看一团糟”。我以为，用望远镜看是对的，“风物常宜放眼量”，只有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今天，才能知道今日的局面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何等地来之不易，而必须倍加珍惜。用显微镜来考察也是必要的，以中国之大，历史包袱之沉重，我们又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必然的，需要我们慎重对待，一个一个去解决。
“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在拉大，有两级分化的趋势”。中国的贫富差距，古已有之。根本问题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都是穷，生产力既低下，封建生产关系又把他们压在社会的最底层。目前的贫富差距，是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广大群众还跟不上、起不来，而且又遇到工人下岗、农民失地等新问题。可见，对一部分暴富阶层，固然应当用税收等手段来加以限制，但问题的根本在如何逐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要填这个“穷坑”谈何容易！我国的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前的两亿五千多万减到目前的一千多万，主要是在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农村人口。我们现在努力开发西部和振兴中部，尽量缩小地区差别，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同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减免农业税，提高低保的标准并把低保推广到农村，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这又是缩小贫富差别的重大步骤。在城市，也要努力扩大就业面，减少“零就业”家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改善农民工的待遇，把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人口。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会相当漫长，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向“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目标走去。
“私有制如此泛滥，中国到底还剩多少社会主义”？抱这样观点的同志是始终在所有制问题上耿耿于怀。诚然，《共产党宣言》曾斩钉截铁地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但从其上下文连起来看，这里所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对当时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说的。而在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还需要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课，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又过早地对大量小商品生产者进行合作化，过早地消灭了一切生产资料所有制。大大小小的商品生产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容许私营企业发展，就不可能有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私有经济的发展是以“公有制为主”为前提的，国家对银行和基本工业的控制始终没有失控，正如小平同志所曾指出的，在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中国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过高的代价，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西方的专家和评论家这样来指责我们。但是，在你们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你们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难道还少吗？直到今天，你们还是全球“温室效应”的主要责任人。而我们，正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经济必须发展，发展必须尊重科学，走合理发展的路，并采取一系列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政策和措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市场经济带来了这么多的贪污腐化现象，共产党有变质的危险”。市场经济是以追求物质利益为动力的，但共产党人有自己的理想、宗旨和操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并没有变成钱奴。确实也有败类，包括少数担任高职的党员在内，但必然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多少年来，我们惩治贪污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不断加强纪检、监察部门的建设，不断完善我们的政策法规，不但坚决打击，而且努力采取预防措施。贪污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长期历史现象，防止贪污对世界各国政府来说都是重大课题。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些丑恶现象必将从现实生活中清除。
“我们的经济上去了，生活也确实改善了，现在就是缺少一点民主”。我以为，民主这个话题，是一个很严肃也比较复杂的话题。西方从希腊、罗马时代就讲民主，但那是奴隶主之间的民主。欧洲国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发展了民主，并建立了一套民主政治制度，从执政者到民众都有民主意识，民主似乎成为他们的“专利”。但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的，美国有很好的民主传统，但目前也只享有四年一度的“驴象之争”，别无选择。中国从孙中山以来，一直为民主而斗争，结果也只经历了像曹锟贿选到蒋介石召开“国大”这样一些闹剧。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是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的发展，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那将是充分民主的理想境界。而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在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长期是集中高于民主。我们党有群众路线的传统，培养领导者的民主作风，但缺乏制度保证，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文革初期也曾打过“大民主”的旗号，1989年的动乱，更是以“民主”口号来蛊惑人心，至今西方媒体还以此来攻击我们。在目前，我个人感觉是一方面民主进程的确是缓慢的，目前普遍存在的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还缺乏有力的民主监督；但也必须看到，民主建设确实在渐进的过程中，中央领导是重视这个问题的。我们的基本民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近年以来“两会”越开越好，人大在立法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立法过程的透明度也在不断提高。在基层开展村民直选的试验，建立村务公开制度。党内也在一些市县开展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和年会制度的试点，为全面实行做准备。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不断提高，网络通信普及以后，更成为大家热议国家大事的平台。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更加关注民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所有这些，无疑将有利于加快民主化进程，保证和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人热中于推销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福利主义。我们必将创造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为马克思主义的科社理论增添新的篇章。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高兴的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鲜明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指出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的伟大实践始终伴随着理论创新，因为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就像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不断在开辟新的航路，但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体系既是我们的指针，使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又不断提供我们以无穷的智慧和不尽的动力，帮助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到达成功的彼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时。我们这一辈人是来不及看到这一天了，但坚信它是必然会来到的。